2019年9月11日，应我院之邀，著名文化学者、香港非遗咨询委员会主席郑培凯先生做客南开日本研究院，并作题为《唐宋茶道与中日传承》的讲座。院长刘岳兵教授主持讲座。外国语学院刘雨珍教授、日本研究院郭循春老师等出席讲座。

郑培凯先生首先就茶道在中国的形成进行了详细论述。郑先生重点指出了陆羽及其《茶经》在茶道形成上的重要地位。陆羽虽出身低微，然其对茶的浓厚兴趣及刻苦钻研，使得他得以将原本用于解渴消暑的茶上升到了“道”的境界。陆羽将煮茶的用器、用水、用火、场所及各个步骤都赋予了一定的规则及程序，使得饮茶成为一种陶冶心性的精神享受。比如，在用器上，陆羽不仅发展了一整套用于茶道的器具，并且在这些器具的使用上也极为考究。他强调越窑青瓷类玉、类冰，所盛放的茶翠，而邢窑白瓷类银、类雪，所盛放的茶丹，因而越窑青瓷要由于邢窑白瓷；他将茶“性寒”的特点与培养人的道德情操联系起来；他还强调煮茶时水与火的重要性，主张“活水”、“活火”，等等。这些论述都体现了陆羽将饮茶考究化、艺术化的努力。总之，陆羽所开创的唐宋茶道开茶道之始，不论是在风格上还是物质载体上都对中国后来的茶道以及日本等周边国家的茶道产生了重大影响。郑培凯先生接着讲到了中日茶道的传承关系。郑先生指出，日本在对中国茶道的传承上存在着时间差。唐宋之茶道在宋元之际才传入日本，而兴起则是在明清时期，同样，明清煎茶道之传入又要等到清朝中期以后。这一时间差对于理解中日茶道之间的不同具有重要意义。茶叶在奈良时代便已传入日本，然而茶道在日本的兴盛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平安时代末期（中国辽宋夏金时期），僧人荣西、道元带回了茶种与茶具，并写下了一些关于茶道的著作，为日本茶道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是为日本茶道的产生期。圆尔辨圆和南浦绍明来宋，在径山认真学习了种茶及制茶技艺，回国后传播点茶艺和茶宴礼仪，使日本茶道更为规范。然而将茶道真正发扬光大的，则是室町及战国时期的村田珠光、武野绍鸥以及千利休三人。尤其是千利休，他不仅发展了茶室这一茶道的空间，并完善了茶道的程序，其总结的“圆静清寂“理论也对日本思想产生了，他也被认为是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郑先生接着以日本“天目碗”称号的来源为例，说明了在中日茶道传承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讹误。“天目”本是日本僧人前去中国学习的场所，后被引申为对福建建窑黑釉碗的讹称，再后来甚至成为了对于所有黑釉碗的称呼，出现了各式各样、各种名称的“天目碗”。这导致了日本人对于黑釉碗的认知与中国人出现了很大偏差。这种讹误，郑先生将之称为“美丽的误解”，它一方面使得中日茶道出现分歧，并最终形成不同的风格特点，另一方面也为实际的茶道研究带来了一些困扰。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中国一些工匠再次拾起了原先被认为只残存于日本的黑釉碗制作，并在制作技术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也体现了中日之间茶道乃至文化之间的交流至今仍在继续。

郑培凯先生在讲座的最后，总结了中日茶道间的不同。他指出，中国的茶道多元，日本的茶道单一；中国茶道存在历史变化，唐宋与明清的茶道异途，而日本的茶道承袭宋代寺院抹茶传统，基本未变；中国茶具与茶仪经过重大变化，而日本的茶具与茶仪基本未变；中国茶道因制茶技术而变，日本则否；中国茶道因多元而趣味纷呈，日本则谨守教规；中国具有生活趣味性，日本则遵守宗教仪式，中国茶道开放、活泼、创新，日本茶道则严谨、封闭、守旧。然而，这两者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都源于陆羽的启示，都注重对于精神境界的追求，它们都是东亚文化交流的见证，都是人类文化的瑰宝。
讲座结束后，我院及外国语学院的师生与郑先生进行了热情的互动。学生们就战国大名对于茶道与茶道家的矛盾态度、卢仝的“七碗茶诗”在日本的流传及演变等提出了疑问，郑先生对同学们的提问都做出了亲切而耐心的回答。此外，刘雨珍教授也就日本茶道封闭性、保守性的原因，以及战国大名以对茶道家的态度与其政治诉求和对堺的控制之间的微妙联系做出了重要补充。中日文化交流是日本研究的重要课题。郑培凯先生的此次讲座，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日茶道的源流，了解中日茶道间的交流过程，以及了解中日两国茶道上的差异，无疑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