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6日，我校历史学院胡宝华教授做客南开日本研究院，并作题为《漫谈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的讲座。宋志勇教授主持讲座，我院及历史学院部分师生出席。

本次讲座分为五个主要部分，包括“京大的中国学与东洋史三讲座”、“‘史源学’为基础的基本训练”、“教授集体指导与专人指导的长短”、“京大学生选专业的动因与读研生活”以及“京大东洋史的研究风格”。胡教授围绕这五个题目，以平易的风格向老师和同学们介绍了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分享了他个人在京都留学时的所见所闻与心得体会，加深了在座师生对于日本东洋史研究中的“京都学派”的认识。

胡教授首先向我们介绍了有关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及“京都学派”的相关知识。日本近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始于东京大学，在德国兰克史学以及传统考据学的影响下，东京大学的历史研究呈现出注重实证的治学风格，形成了所谓“历史唯物派”；而一批学者汇集在京都大学，形成了日本近代东洋史研究中的所谓“京都学派”。与东京大学的治学方法不同，“京都学派”的学者们大多注重理论的建构，强调对历史的解释，而非仅仅拘泥于对史料的考证与对事实的描述。这些人大都接受“文明论”的影响，相信人类文明的阶段性，并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历史研究之中，因而，这些人又被称为“文化史观派”。此后，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便呈现出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分庭抗礼”的形势，双方相互切磋，相互对抗，而又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对方观点。对于中国而言，京都学派最著名人物便是内藤湖南。内藤提出了著名的“唐宋变革论”以及“文化中心移动说”，前者认为中国的历史在唐宋之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宋代社会具备了很多近代中国所具有的特征，因此，内藤湖南等京都学派学者将宋代称作中国的“近世”，此乃京都学派中国史学者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后者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传播-反馈”的过程。其中“传播”指的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向周边地区的发散，而“反馈”则指的是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在充分吸收了中原文化后转而入主中原的过程。内藤的这一学说，后来被包括东京大学学者在内的诸多学者所批评，认为这是在为日本的对外侵略加以辩护。但无论如何，包括内藤湖南在内的京都学派的东洋史研究仍然具有其意义与价值。

时至今日，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之间治学风格的差异已不再那么明显，双方在长期的磨合过程中，也在不断吸收对方的研究方法与治学思想。如今的京都学派已历经三代学者，并继续生产着有关东洋史的高质量研究成果。然而，胡宝华教授也指出，随着2008年日本文部省废除对包括京都大学在内的诸多大学文科的财政支持，如今的“京都学派”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除了介绍“京都学派”的历史沿革与相关知识，胡教授还向老师和同学们介绍了了自己在京都留学的诸多见闻体验和心得体会。胡教授指出，若想真正实现学术上的突破，思想与思想间的碰撞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拓宽我们的视野，并增强我们的问题意识。又比如，胡教授指出京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不采取单一导师制，而是采取导师集体指导，学生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研究的方向，有问题可以向任何老师请教。胡教授认为，这一指导方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研究的积极性，从而产生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再比如，胡教授还谈到了京都大学师生坚实的“史源学”基础（包括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史料学等）以及极其丰富的藏书，并由此阐发了这些史学基础学问的重要性。

胡宝华教授的讲座既介绍严谨的学术，也与同学们分享了诸多留学感想、研究心得，乃至学界逸闻，听讲同学都感到很有收获。

（通讯员：姚睿麟）